《高昌館課》：體現(xiàn)國家認(rèn)同與血脈相連的明代公文集

明抄本《高昌館課》書名題簽及張瑗收藏印。

《高昌館課》哈密首領(lǐng)忠順王陜巴奏文。

《高昌館課》明皇帝下發(fā)亦力把里頭目馬哈木敕諭。

《高昌館課》“地方安穩(wěn) 人民快樂”文書。

　　徐慧

　　歷史文獻是民族的記憶，也是認(rèn)同的根基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長卷中，有許多文獻默默記錄著邊疆與中原血脈相連的動人篇章。明代編纂的《高昌館課》就是這樣一部珍貴的歷史檔案，它不僅是一部公文匯編，更承載著政治歸屬、經(jīng)濟往來、文化交融與語言相通的歷史見證。

　　明朝建立后，為加強對邊疆民族事務(wù)和外事往來的管理，于永樂五年（1407年）正式設(shè)立“四夷館”（清順治元年改名為“四譯館”）。該館隸屬禮部，分設(shè)韃靼、女真、西番、西天、回回、百夷、高昌、緬甸等八館，后增設(shè)八百、暹羅二館，共十館。四夷館有少卿一人主事，另設(shè)有譯字生、通事等，專門從事外國和少數(shù)民族語言文字的翻譯工作。其中“高昌館”專門負(fù)責(zé)今天新疆及中亞部分地區(qū)的語言文字翻譯與文書處理，其管轄范圍東起哈密，西至亦力把里（今伊犁河流域），南抵于闐，北接瓦剌，涵蓋了今天新疆大部及19世紀(jì)被沙俄侵占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(qū)。

　　四夷館的職能不僅包括翻譯進貢表文，還承擔(dān)著培養(yǎng)通曉少數(shù)民族語言文字翻譯人才的任務(wù)。為此，各館編纂了雙語對照的《雜字》（分類詞匯集）和《來文》（公文范例），作為譯字生的教材，同時負(fù)責(zé)搜集保存各地所上奏的文書?！陡卟^課》正是高昌館保存并編纂的公文匯編。它主要輯錄了明代新疆各地官府、首領(lǐng)（明代稱“地面”）向中央朝廷呈遞的奏折、進貢表文等，并以漢文與回鶻文對照書寫，是明代邊疆行政與語言教育相結(jié)合的產(chǎn)物。

　　現(xiàn)存《高昌館課》主要有三個版本：日本東洋文庫藏本（15篇）、匈牙利學(xué)者萊蓋提刊布于《東方學(xué)報》本（41篇）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（89篇）。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共四冊，是內(nèi)容最豐富、保存最完整的版本。白綿紙、青絲欄，封面有康熙時期進士張瑗的收藏印，前三冊以漢、回鶻文兩種文字對照，后一冊為漢文與托忒文合璧，漢文、民族文字均以楷書抄寫。全書收錄漢文文書89篇，其中85篇有回鶻文對譯。從內(nèi)容看，主要有新疆各地向明朝進貢的奏表（83篇）、地方頭目請求中央封賞或升職的文書（3篇）、明朝皇帝下發(fā)的敕諭（1篇）和有關(guān)邊防文書（2篇），雖然這些文書只是明代中央和新疆各地往來文書中極少的一部分，但其仍是研究明代新疆歷史、語言、民族關(guān)系的寶貴稀見一手資料。

　　《高昌館課》雖未注明每篇文書的具體年月，但通過文中提及的統(tǒng)治者世系、重大歷史事件，學(xué)者考證其時間跨度至少涵蓋15世紀(jì)下半葉至16世紀(jì)中葉（約1465年—1566年），即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間。這正是新疆各地與明朝往來尤為頻繁的時期。

　　文書涉及的地域極為廣闊，包括哈密、吐魯番、火洲、柳城（魯克沁）、亦力把里、兀端、曲先、把丹沙、黑婁（在今阿富汗境內(nèi)）等近20處“地面”。這些地名東起敦煌，西北至巴爾喀什湖，南接于闐，不僅包括今日新疆大部，也涵蓋了歷史上屬于中國的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(qū)。每篇文書雖篇幅簡短，但串聯(lián)起來，猶如一部跨越百年的新疆“地方志”，立體展現(xiàn)了當(dāng)時西域的政治格局、經(jīng)濟生活與文化交流。

　　明朝通過冊封、賞賜、任命等方式，對新疆實施有效管轄，這在《高昌館課》中得到充分體現(xiàn)。文書中邊疆各地首領(lǐng)多自稱“奴婢”，稱明朝皇帝為“天皇帝”或“萬歲主人”，使用“晝夜用心”“效力年久”“遵守禮法”等謙卑表述，政治隸屬關(guān)系清晰。例如，永樂二年（1404年），明朝冊封哈密首領(lǐng)安克帖木兒為“忠順王”，并頒賜金印。這一封號世襲延續(xù)，《高昌館課》中，第八代忠順王陜巴奏稱：“奴婢祖父以來，年年進貢不缺，皆蒙朝廷厚恩，至今感戴不盡?！?/p>

　　此外，文中還有多篇地方頭目請求“升授都督職事”的奏折，如火州千戶亦思麻因請求升為指揮：“火州地面千戶亦思麻因叩頭奏：奴婢是安定衛(wèi)所管的頭目，在邊效力年久，未蒙升賞。羊兒年吐魯番搶掠，也曾效力。仰望天皇帝憐憫，照例加升都督指揮職事，奴婢在邊好用心補報?！币蚕炔坊ㄍ鯙槠渥忧笫诙级铰殻骸芭纠凼烂沙⒑穸髦刭p，至今進貢不缺。奴婢長男火只雅牙在邊曾有功勞，未蒙升賞。伏望萬歲主人憐憫，照例升授都督職事，使奴婢們在邊方效力?！边@些奏折說明官職任免權(quán)掌握在中央手中，明朝通過爵位與職官體系將新疆各地納入中央行政管理范疇。

　　明朝皇帝也下發(fā)敕諭進行嘉獎。其中有一篇給亦力把里頭目馬哈木的敕文寫道：“爾能敬順天道，尊事朝廷，遣使以阿魯骨馬來進，誠意可嘉。特賜爾絲緞表里，爾宜益堅臣節(jié)，永效勤誠，以副朕望故諭?！边@種上下文書往來，是中央行使主權(quán)、地方表達歸屬的重要形式。

　　《高昌館課》絕大部分文書與“進貢”相關(guān)，共記錄了67次朝貢活動。這只是明代西域與中原經(jīng)濟往來的冰山一角。據(jù)《明實錄》記載，僅宣德年間，西域朝貢就達50次之多，足以說明當(dāng)時中原與西域往來的頻繁。這既是政治臣屬的體現(xiàn)，也是經(jīng)濟交流的重要方式。

　　從文書看，當(dāng)時新疆各地進貢的物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，共計20余種，主要包括玉石與珍寶（玉石、珊瑚、瑪瑙、金剛鉆、瑟瑟等）、奇獸與皮毛（獅子、金錢豹、花豹、貂鼠皮、山羊皮等）、藥材與特產(chǎn)（硇砂、番紅花、羚羊角等）。當(dāng)然馬匹（如西馬、阿魯骨馬、騸馬）是最大宗的貢品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永樂元年（1403年），哈密王安克帖木兒一次貢馬4740匹；永樂十七年（1419年），哈密使臣貢馬3546匹。規(guī)模之大，可見當(dāng)時貿(mào)易之盛。史載新疆貢使與商人“往來道路，貢無虛月”，西域貢使往往攜帶大量“附至番貨”，在京師同文館或邊境指定場所進行交易。明朝一度實行“給價收買”政策，后期改為“抽分定價”，既維護了朝廷體面，也促進了物資流通。

　　而請求賞賜的物品則以絲綢、瓷器、金銀器皿為主。絲綢類如織金緞子、素青緞子、大紅蟒龍緞子、通袖膝襕緞子、各色絹布等。瓷器類如瓷碗、瓷碟、瓷壺等（來自景德鎮(zhèn)等地）。金銀器與服飾如金壺、銀壺、金碗、銀湯瓶、金帶、大帽、衣服表里等。例如，吐魯番使者請求賞賜“織金緞子、素青緞子及瓷碟”，哈密使者求賜“大紅織金蘭絲衣服、大帽、金帶”。這種“貢賜貿(mào)易”并非簡單的物物交換，而是具有政治隸屬象征的經(jīng)濟互動。持續(xù)不斷的經(jīng)貿(mào)聯(lián)系，加深了國內(nèi)其他省份與新疆的相互依存，也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物質(zhì)基礎(chǔ)。

　　《高昌館課》采用漢文與回鶻文對照的形式，本身即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體現(xiàn)?；佞X文是以粟特文字母為基礎(chǔ)形成的一種突厥語拼音文字，維吾爾族在公元840年從鄂爾渾河流域西遷后逐漸普遍使用，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，南疆一帶的維吾爾族在十世紀(jì)末十一世紀(jì)初開始采用阿拉伯文字母，但自唐至明回鶻文一直流行于今吐魯番盆地和中亞楚河流域，遲至十七世紀(jì)尚在酒泉一帶裕固族人中使用。近代在敦煌、吐魯番和七河流域先后出土了大量以回鶻文書寫的佛教、摩尼教、景教經(jīng)典及契約等世俗文書與文藝作品，如《烏古斯可汗的傳說》《金光明經(jīng)》等。留存至今的《福樂智慧》《大唐三藏法師傳》《高昌館來文》《高昌館雜字》等亦是回鶻文書寫的重要文獻，反映了回鶻文曾經(jīng)普遍流行的盛況?；佞X文對我國北方的少數(shù)民族文化產(chǎn)生過很大影響，契丹小字、滿文、蒙古文即皆自其字母演變而來。

　　《高昌館課》搜集的這些文書是先寫成漢文，再譯成回鶻文。西域各地進貢表文能以漢文書寫，說明當(dāng)時已有相當(dāng)數(shù)量的漢語使用人群，可能是漢族移民、雙語官員或本地習(xí)漢文者。文書雖屬逐字翻譯，偶有語法生硬之處，但整體通順，保留了明代維吾爾語的詞匯與書寫特征，為研究明代維吾爾語文提供了寶貴資料，也反映了漢語作為官方通用語在新疆的傳播。明朝在文書中使用雙語，既保障政令暢通，也尊重當(dāng)?shù)卣Z言文字，促進了文化互鑒，體現(xiàn)了“因俗而治”的治理智慧。文書中還出現(xiàn)“都督”“指揮”“千戶”等漢語借詞，說明職官制度與詞匯已融入當(dāng)?shù)卣紊睢?/p>

　　五百多年前成書的《高昌館課》里曾這樣記載邊疆人民的生活：“近年邊方法度嚴(yán)謹(jǐn)，晝夜用心，設(shè)法處治，嚴(yán)加禁約，賊盜少有，地方安穩(wěn)，人民快樂”。這份跨越時空的文書，不僅是一篇公文范本，更向后人展示了明代“地方安穩(wěn)，人民快樂”的美好邊疆景象。從《高昌館課》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絲綢與馬匹的交換，更是中原與西域血脈相連的情誼；不僅是漢文與回鶻文的對照，更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生動寫照。

　　（作者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）